聊斋俚曲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聊斋俚曲是清代文学大师蒲松龄利用时调俗曲的曲牌，用白话及方言俚语填词创作的说唱及戏曲唱本的统称。据张元《柳泉蒲先生墓表》碑阴记载，蒲松龄著有俚曲14种：《墙头记》《姑妇曲》《慈悲曲》《翻魇殃》《寒森曲》《琴瑟乐》《蓬莱宴》《俊夜叉》《穷汉词》《丑俊巴》《快曲》《禳妒咒》《富贵神仙》（后变《磨难曲》）《增补幸云曲》。其中《丑俊巴》为未完成作品。《磨难曲》是《富贵神仙》的增订本，在流传中成为两个独立的本子。所以俚曲为15种，共计62万余字。

聊斋俚曲是运用散韵交织的多种文体组合而成的一种艺术形式，是通过歌唱、吟诵、说白、表演来讲述故事、刻画人物、揭示作者创作思想、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。聊斋俚曲的题材相当广泛，有的取材于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，有的取材于《聊斋志异》，有的是作者身边的人和事。但无论取材于何处，它所反映的问题大都与现实社会生活紧密相连。 尤其是晚年的11种俚曲作品，更加关注现实社会问题，从不同角度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朽。

聊斋俚曲的唱词独具一格，自成体系。既有叙事性，又有抒情性，既遵循原始曲牌的句式词格，又有突破与创新；语言虽是方言土语，但通俗流畅、文采艳丽、幽默诙谐、充满内在的音乐美。在结构上也比较灵活自由，既有民歌体，也有长短句；既有小令、绝句，也有戏剧中常用的十字句等等。在音乐方面，蒲松龄运用的是传统曲牌和时调小曲，即依曲填词。他在聊斋俚曲中精心选用了53首曲牌，多系明清时期在淄川一带广为流行并为自己所熟悉的时调小曲。

蒲松龄在聊斋俚曲中，对曲牌的运用是颇有考究的。总的看来，大致分为南北合套式 、十样锦式 、主联套式 、单曲式等。另外，还有“杂曲连缀”“连环套”等形式的结构形态。总之，聊斋俚曲丰富的曲牌及其灵活多样的结合形式，再加上蒲松龄的精心设计与改编，使音乐较完美地表现了“俚曲”故事的内容。通过对现有曲牌的分析，聊斋俚曲音乐特点大致有三点：情调性强，并具有叙事性和抒情性，节奏舒缓平稳，旋律上下迂回进行，感情色彩浓厚，极适合于大型说唱艺术；是每首曲牌的曲式结构简单而多样，有上下句结构、三乐句段变奏，还有四句结构和扩充结构等；通俗流畅、易唱易记，符合人民大众的欣赏水平和欣赏习惯。    

聊斋俚曲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“以俗为本，俗中见雅”。所谓“俗”，是指其题材、内容、语言、唱词及音乐曲牌的通俗性和民间色彩性。所谓“雅”，就是高尚而不粗俗。“俗中见雅”指的是在俗的前提下不落俗套，并能调动俗、雅创作中的一切艺术手法，把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和内心世界刻画得淋漓尽致、鲜明突出，从而达到雅俗共赏的地步。《聊斋俚曲》的另一个艺术特色是，集多种传统“说与唱”的结合形式于一体。既有以说为主的长文大段，甚至是一回、一段、一联全是说，有的是整回、整段、整联都是唱，更多的则是说与唱两种成分不同程度的结合。在“说”中，既有由方言土语组成的散文体念白，也有通俗易懂、诙谐华丽的韵白。在“唱”中，还有半说半唱、唱中夹说和似说似唱的唱段。正因为有了上述“俗中见雅”和丰富多彩、灵活多变的艺术特色，才使这一说唱曲种经久不衰、流传至今。聊斋俚曲的整体艺术风格是以幽默风趣为主的，但在幽默风趣的同时又不失其“度”，从而跳出了某些旧时俗文学中的粗俗。比如，在《寒森曲》第四回中，对官府衙役为商三官抬棺材的一段描写，分寸把握得就恰到好处。既有恨的怒骂，又有怜的嬉笑。他写道：“都说道吃横亏，一个个唉哼成堆，快头先行又被屁股坠。禹禹凉凉都乱动，好似夹了一群贼，又像当的锅腰子会。人都说黄河干了，爬出来一群乌龟”。由此看出，蒲松龄在这段唱词中，恨骂有分寸，语言不粗俗，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。

聊斋俚曲的演唱形式，虽具有明清时期一般说唱艺术的特点，但又不拘一格。有的是通过一人来进行演唱，此人要刻画出多种人物的形象；有的是几人来演唱，每人充当一个角色；还有的则是由演唱者装扮成故事中的人物，近似戏曲形式的说唱。有些“俚曲”的开场和煞尾用吟颂诗词，以此导入故事，或作为整个故事的结尾，多数则用“西江月”和“清江引”曲牌来作一种“俚曲”的首尾。在整个说唱中，有独白、对白、旁白、数白，有独唱、对唱、分唱和帮腔，形式灵活多样，令人百听不厌。聊斋俚曲所用的伴奏乐器，也有一个由简到繁的发展过程，初为一人操三弦为其伴奏，后来增加了竹笛、扬琴、二胡、琵琶、四胡等乐器。现在蒲松龄故乡的人们在演唱“俚曲”时，已是用编配齐全的民族管弦乐队了。俚曲多是蒲翁晚年的倾心力作，所以思想性与艺术性更加成熟。正如蒲学专家邹宗良所说的那样：“这部分‘俚曲’集中体现了蒲松龄晚年思想的发展与升华，其中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《聊斋志异》的高度。”